在中国想要把上百个学生集中到一起进行训练也很难实现,学生家长和教育部的关都很难过。此外,有退路、选择多、诱惑大,也是造成国内偶像难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有一种说法是,韩国有一半人是偶像,另一半人在成为偶像的路上。这种说法虽夸张,却反映出韩国全民娱乐的现象。
在中国自然不同,即使想要成为全民偶像,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直播、微博、短视频……只要懂得营销和包装,立刻可以实现身份的转变。如果想要赚钱,就更不用走练习生这条吃苦的路,这也导致有些练习生中途放弃。
而相比日韩,在中国的练习生制度中,无疑面对着更加困难的模式,除却经验上的缺乏,颓势之中的音乐市场无法提供更多环境和内容支持,垂直渠道的匮乏则增加了偶像产品的曝光难度。在练习生选拔上,一个合格的练习生往往要经过严格的创作和唱跳训练,达到唱跳俱佳的标准往往要经过3-10年才能出道,而中国多数的练习生往往只经过1-3年的训练就能出道,“品质”上远不及日韩练习生。
在娱乐圈内,每个公司都在跃跃欲试地想参与这场批量生产偶像的“饥饿游戏”,但现象级的偶像团体总是昙花一现。
可以说,《偶像练习生》的诞生,为大量练习生群体敲开了通向资本市场的那扇门。但所有人想要追寻的答案不仅于此,他们更希望了解,偶像练习生们的成功如何复制。然而实际上,就连中国的偶像产业的本质问题,也没人能给出答案。
成熟的偶像产业一直极具经济价值,根据中国产业网统计,韩国的偶像产业产值在2016年就超过了300亿元人民币,而在日本,仅2017年偶像产业中就带来了187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11.7亿元)收入。据艾瑞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偶像市场总产业规模将达到1000亿元。毋庸置疑,偶像产业是一块庞大的蛋糕。
中国当然有偶像市场,那样出钱出力的迷妹,那么层出不穷的四大流量、四小鲜肉,还有玩得花样百出的粉丝流量变现模式。但这又是一个切实关系偶像们发展甚至整个娱乐产业的真问题。我们的偶像似乎都在争做“实力派”。他们靠偶像“发家”,然后就去努力当演员,甚至要演文艺片、撸奖片,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撕下“偶像标签”。
如果偶像只是一个实现目标的“手段”,那它永远无法达成一个完整自洽的闭环。行走在其中的人们,也只能一直南辕北辙、东食西宿的摇摆、纠结着,“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
毕竟,相较于已经发展出一套较成熟的偶像运营系统的日韩,我国民众对于明星的定义还是局限在影视剧演员和歌手本身。依靠容貌、唱跳的偶像团体在主流的明星认知中还是被称为“花瓶”的存在。
最简单的例子,原属EXO的吴亦凡、鹿晗、张艺兴、黄子韬四人包括更早前从SJ离开的韩庚,归国后无论主营的是综艺、时尚还是其他,都将拍摄影视剧作品放在了第一位。因为凭借这些,才能获得更高的国民度,真正在国内收获认可。
这种来自于外部环境的焦虑并非从未折磨过偶像产业中的他们,曾经,一种“天时地利人和”吸引着众多人进入这个全新的行业,但潜在的机会并不能迅速酝酿出成功的果实,更多庞杂的问题被摆在眼前,大部分掘金者甚至尚未看见金矿的影子便倒在了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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