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占星与资格刑：《史记》“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争议

发布时间：2025-05-20 23:33

断句，又称句读，是阅读文言文的一项基本功，在古代也是“小学”的一部分，但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并不简单。就拿二十四史来说，尽管经过历代诸多考证注释，其中的断句错误仍然难以彻底杜绝。《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上个世纪以来曾引起多位学者的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完美的解决。

“禁不得祠”还是“禁不得祠明星”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现将前后文列出如下：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西晋学者皇甫谧认为这里的“明星出西方”即“彗星见”，自东晋徐广以下，历代史记注本多从此说。明朝万历年间凌稚隆所纂《史记评林》即据此断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可以说是古代最常见的断句方式了。

清代学者姚范在其《援鹑堂笔记》中提出，“明星”即为《封禅书》中所提到的“令天下尊祠灵星”中的“灵星”，又称“出上脱一星字”，应该是“星出西方”，脱漏的这个星才是皇甫谧所说的彗星。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于1932年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据此断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但是这两种断句方式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如果以“禁不得祠”为一句，没有前后文的限制，那么似乎只能理解为禁绝所有祭祀行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史记·封禅书》中就有“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的记载。

“禁不得祠明星”相对而言就说得通了，“明星”在古代文献中多指太白金星，秦汉时代也确实有祭祀金星的传统。《汉书·地理志》记载，右扶风陈仓县有“上公明星祠”，据《史记·天官书》，“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则“上公”也是太白金星的别称，可以印证此说。而且，金星向来与兵戈之事相关，这一禁令与始皇帝“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的行为恰好能形成对照。但是这样一来，下面的“出西方”三个字又无法解释了。

“不得”即“佛陀”说

1927年，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这里的“不得”并非汉语固有词汇，而是梵语Buddha的音译，亦即“佛陀”或“浮屠”，则“禁不得祠”就是“禁浮屠祠”。据《后汉书》记载，早期对佛教祭祀场所的称呼并不是今天常见的“寺”或“庙”，恰恰就是“浮屠祠”。

这一大胆的猜想，引发了很多国内学者的兴趣，陈寅恪批注史记时就提到：“藤田以不得为佛陀之古谓。”马元材《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也明确表示认可此说。岑仲勉则更看重这种“解题思路”，曾以“不得”为“吠陀（Veda）”的异译，后来又在《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中称“考我国上古西邻所奉宗教，吠陀、浮屠之外，尚有拜火一宗”，认为“不得祠实火教的别号”，总之是把“不得”当做一个专有名词来解读的。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史记》就参照了岑仲勉的说法，标点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当然这个音译说的脑洞实在是有些太过惊人，引起的反对也是很强烈的。向达在《中外交通小史》中直斥为“不是根据薄弱，便是神经过敏，难以据为典要”，杨宪益《“不得祠”辨误》从音韵学的角度提出“'不得'古音当为Pudck，而不能为Buddha的音译。”邓广铭则认为“如其说，则'不得’即'浮屠’或'吠陀’，是则秦代不但佛教已传入中国，且必已为广大人民所信奉，其香火必已遍各地矣，此万万不通之论也。”

最有力的反驳应当是陈槃《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中对史料中“禁不得”用法的考证：“'禁不得’一辞，至少两汉三国间诏书法令习用，书史亦然”，如《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元年，乃禁不得挟铜炭”，此类记载非常丰富，因此现在看来，“不得”即“佛陀”这一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明星出西方不利中国

“禁不得”的含义很明确了，但是后半句仍然难以索解。杨宪益认为“以为“馀下的'出西方’三字前当漏去'彗星’二字”，这种与姚范相似的“增字解经法”显然难以让人信服。2012年，辛德勇在《文史》上发表了《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一文，主张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作为完整的一句话来理解。

他根据关沮秦墓竹简《日书》的记载“卅六年，置金，上公、兵死、阳主岁，岁在中”，认为在始皇三十六年上公（即金星）仍然被地方列为祭祀对象，那么始皇三十三年就不可能有“禁不得祠明星”的诏令（当然范围更广的“禁不得祠”就更不可能了）。

而如果从占星学的视角来看，主兵戈的太白金星在战国秦汉时代常常被用来卜测军事行动的成败。《史记 ·天官书》称：“（太白）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强”。所谓“阴”，指的就是西或西北的方位。

秦在战国之世，地处西方，则“明星出西方”这一天文现象是对它有利的。《石氏星经》就有这样的记载：“太白出西方，出酉，秦胜楚；出申，楚胜秦。”酉即正西，申则指的是西偏南。但是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主要敌人也变成了西北方“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则似乎“明星出西方”就反而不利于秦了。而且“禁不得祠”的前文，恰好就是蒙恬北伐匈奴的记载。著名的谶语“亡秦者胡也”，如果与此类占星术结合起来，也能更合理地解释始皇帝的忧虑。

因此，辛德勇认为，始始皇三十三年下令禁止的不是“祠明星”，而是“祠明星出西方”。中华书局2013年新出的点校本《史记》就采纳了这一观点，改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刑徒不得与祠祀

但是争论并未到此结束。2014年，胡文辉在《中国文化》第四十期上发表的《〈史記〉“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問題再議》一文，又对辛德勇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辛文混淆了“祭祀”和“占卜”两种行为。“占卜”会涉及星象的运行，并将其与现实中的吉凶联系起来，但是祭祀的对象只能是可以作为神灵的、静态的“某星”，而不会是作为一种现象的、动态的“明星出西方”。

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原文应当断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里将“禁不得祠”与上文联系了起来，从而其范围就只限于“徙谪实之初县”的刑徒，而不至于理解为全面禁止。

祭祀在古代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很多时候也是身份地位的体现。《周礼·秋官司寇》就有这样的记载：“凡国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可见，罪人和不洁者、服丧者一样是没有资格参与祭祀活动的，则“禁不得祠”就可以理解为剥夺公民权政治权利的一种“资格刑”。这些刑徒的来源很可能也是“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之属，这些人本就地位地下，被禁止参加祭祀活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至于“明星出西方”，胡文辉倾向于将其当做纯粹的天象记录来看待，而《史记》也常常在每年纪事之末附以此类记载。而且在他看来，即便以“明星出西方”为单独一句，辛德勇关于占星的解释也是可以适用的：正因为这一天象在当时人看来是富有现实意义的，所以才被记录了下来，而不是非要与“祭祀”联系在一起。

此文的质疑和新解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惜尚未看到回应。

虽然在我看来，此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不过这一过程本身就已经是很有价值的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希望本文能让读者略有所得。

参考资料

徐俊：关于“不得”的后话

陈槃：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

辛德勇：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

胡文辉：《史記》“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問題再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