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香港“四大才子”，只有金庸称得上

7月3日下午，著名作家倪匡去世，享年87岁。

倪匡，原名倪聪，字亦明，1935年5月30日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宁波。他与金庸、黄霑和蔡澜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

1957年倪匡到香港，做过工人、校对、编辑，自学成才，成为专业作家。他写作面十分广阔，众体皆备，小说则包括侦探、科幻、神怪、武侠、言情各种，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

1962年，倪匡在金庸的鼓励下，开始用笔名“卫斯理”写小说。第一篇小说名为《钻石花》，在《明报》副刊连载。至第四篇小说《蓝血人》起，卫斯理系列小说正式走向科幻系列。

倪匡的武侠小说以《六指琴魔》为代表， 想象奇特，也曾在金庸出国期间代写《天龙八部》连载。

上世纪60年代末，武侠影片大行其道之际，倪匡转而从事剧本创作。十多年间，所写剧本不下数百部，代表作有张彻导演的《独臂刀》。1972年曾参与香港嘉禾功夫片《精武门》的编剧工作，为李小龙量身塑造了“陈真”这一经典形象。2012年获得第31届香港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收获》杂志2019年第1期，在金庸先生纪念专辑里，曾经刊载本刊特派记者吴越对倪匡的专访，谈及他们难以忘怀的往事。我们可以更真实地看到倪匡对金庸、对武侠小说、对一个香港才子时代的回望与情感。今天在此分享全文。

2019-1《收获》

逝去的“帮主”

倪匡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10月31日下午，我打通倪匡在香港居所的电话，铃响数声，便有一把热情的男声接听。

“我是倪匡。”——声音一点儿也不像83岁的人。

“我是上海《收获》杂志社……”

话音未断，便听到那边高高兴兴地念叨开来：“《收获》呀！你们怎么可以订到？我去美国之前一直订了好多年，回香港后找不到办法了。”

没想到，最初与倪匡的对话，竟是这样开始。我连连保证，将会把今年杂志全部打包寄给他，才暂时结束这个话题。得知我们约稿的希求，倪匡沉吟道：这些年身体不太好，已经不怎么提笔为文。见他为难，我提议改为电话访谈，他欣然应允，约在第二天下午3点。末了，倪匡话锋忽地转回去，笑问道：“你说给我寄杂志，覅是寻吾开心？”

挂了电话，他那一口古早而略带狡黠的上海话，依然在我耳边跳跃。隔着一根电话线的香港“卫斯理”，说起话来，和弄堂口摇扇乘凉的上海“爷叔”是一个频道的。

第二天，我们准时开始了访问。倪匡很健谈，思维敏捷，态度直率，我们的对话如同打乒乓球快发快回。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中，每忆及往昔趣事，便听到倪匡于朗朗笑声中夹杂着他那些标志性的论断——“好玩到极点！”“好玩得不得了！”他真是一个以好玩为生活第一哲学的人。嗣后当我回听采访录音，惟有在他谈到“三个大头的朋友”尽去、“一张照片上五个人只剩我一个”时，声音静了一静，接下去便听到他低声说“很寂寞了”，但复又振作起来，绝不渲染悲伤。而他谈到金庸与他共读而同好的小说时，很自然地用了一个词——“最近”。

我注意到，自金庸先生去世以来，有许多媒体采访倪匡，希望得到一些情绪化色彩浓厚的回复，但自始至终他都表现得十分克制，不惜被人指责为“冷漠”“不近人情”。结束这次采访后不久，便是金庸先生出殡之日，倪匡对外表示自己不一定会去①。

①据传媒报道，11月12日下午，倪匡现身香港殡仪馆致祭金庸。

本篇访谈发表之时，将会是来年一月了。也许，通过本刊的这篇访问，我们能更真实地看到倪匡对金庸、对武侠小说、对一个香港才子时代的回望与情感。

    （《收获》特约记者吴越）

1

特约记者：这几天，金庸先生去世后，很多传媒都是来采访您的。

倪匡：是啊，这几天电话费都用完了（笑）。

特约记者：您曾经在《武侠小说大宗师》里写，您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您写道——“这三个大头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算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现在这三位朋友尽已去世了。

倪匡：今天还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金庸、黄霑、张彻、林燕妮、我。五个人，四个人去世了。只剩我一个了。很寂寞的，真的。我身体差到极点，百病丛生，举步维艰。但身体不好我也乐天。

特约记者：照片拍出来红光满面。

倪匡：那是血压高。我每天要吃五种降血压的药。我喝酒的配额都用完了，酒都不喜欢喝了。

特约记者：刚才提到的所有人，金庸、古龙、张彻、你、黄霑、林燕妮……在我们的记忆与印象中，你们都是叱咤风云、纵横香江的人物。

倪匡：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除了金庸之外，没有人可以用得上“叱咤风云”这四个字。

特约记者：这可能是我们对作家的想象，感觉你们把香港的一片文化天空撑起来了。

倪匡：消受不起。我们是对读者有一点影响而已。

特约记者：在你们这一代的文人中间，有没有某种精神是值得被记录的？

倪匡：我觉得是有精神的。我们这一代在香港摇笔杆的，都是非常率直而自主的，照自己的意志写。这是写作人最重要的一点。

特约记者：也非常勤奋，抓住一切发表的机会。

倪匡：香港社会容许这个环境嘛，编辑提意见你可以不听，你不听他可以不用，他不用你可以到别处发表。可以发表的地方多。

特约记者：在读者心目中，您的名字和金庸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大众面前其实蛮久了。我们说到金庸可能就会想到倪匡，我们在列举香港的文学、文化、才子的时候都会提到你们。我看到您在微博上和网友说，不知道“香江四大才子”（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倪匡：（笑）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钻出来的。我对外界讲的一切，完全都是不理会的。人家讲是人家的事，我是我。所以我看现在讲“网络欺凌”，我想这是不存在的嘛，你不去看，不去理会，它怎么欺凌得到你。网上骂我赞我的都有，我完全不理，管它的嘛。

特约记者：那您认不认可“四大才子”这个说法？

倪匡：金庸那么光彩，那么出色，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放在一起，不知道有多高兴。

特约记者：您认识金庸是在1961年，您到香港的第四个年头？

①   《明报》创刊于1959年。

倪匡：是在《明报》两周年①【①   《明报》创刊于1959年。】时的一个场合，有人介绍我和金庸见面，就这样认识了。时间过去快六十年，我记得很确切。我那时还不是《明报》的专栏作者，在一家很小的报馆副刊上面写小说写杂文。一批从上海来到香港的文人经常聚会，我那时小伙子嘛，也经常挤在里面，上海人讲的“轧闹猛”。有几次金庸也在里面，我也在人群中见过他。那时他已经很出名，小说写到《神雕侠侣》了。那是一本非常好的武侠小说，我非常喜欢读。

特约记者：根据公开的资料，金庸先生比您年长十一岁，按中国生肖来说大了近一轮，长一辈。你们之间从最初认识到而后逐渐熟识、友谊加深，相互之间称谓有没有变化？

倪匡：我就叫他金庸，良镛。叫金庸的时候多些，叫良镛的时候少些。他就叫我倪匡。名字是用来给人叫的嘛，不重要。不过有时候开玩笑会叫他“查老细”，“老细”是广东话里“老板”的意思。哦，还有一个上海籍的朋友叫他“帮主”——江浙帮的帮主。（大笑起来）开玩笑的，没有这个帮。我们一些朋友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多哎，正经的时候很少。

特约记者：你们交谈用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倪匡：用上海话。我是宁波人，上海人一大部分是宁波籍嘛，我讲的普通话完全是上海口音。我们两个的广东话都不灵光，但是当上海话不能表达的时候，就用广东话替代。广东话比上海话丰富。

特约记者：金庸先生在公众面前说话是慢慢的，您说话语速很快，你们后来熟悉了之后怎么聊天？

倪匡：我讲话语速是快到极点，想都不想的，要是叫我慢下来我会口吃，就讲不来了。我跟他性子是完全不同的。不过，他跟我讲话时，我倒不觉得他慢我快。他的慢是在有些场合，讲之前要想一想，他跟我讲话没有顾忌，不用思虑，自然就快了。

特约记者：他确实做过一段时间您的“老细”，从1962年您开始在《明报》副刊连载小说算起。可以这样讲吗？

倪匡：我觉得报馆老板跟副刊的编辑之间好像相互不发生作用。我可以不听他的话，他也可以不听我的话。但他说得有道理的地方我会听，当我在《明报》已经写了两篇武侠小说，金庸说让我再写一篇，我正考虑是不是再写一篇武侠小说，他提醒我可以写时代背景是当代的时装武侠小说，主角会武功，性格特别一点。于是我开始写时装武侠小说，写到第三篇时，我说：加一点幻想好不好？他说好！于是我在第三篇才开始写成“卫斯理”系列科幻色彩的小说，一写就是几十年。

特约记者：当时香港的文学环境怎么样？

倪匡：很繁荣的。报纸很多，大大小小有几十家，每家报纸上都有副刊，副刊上都需要小说。我不知道读者的阅读程度如何，至少都认得字，可以看得懂情节。我自己写作，同时也是读者。

特约记者：您当时写作的志向是什么？

倪匡：很简单，没有变过，就是靠写作拿稿费。我初到香港没多久，无以为生。什么活都干不了，去染厂做杂工，收入低得不得了。我去投稿，稿费数字让我很满意，我就想这一行干得过，我就可以去写小说了。我也不敢说自己写小说胜出很多人，只是我除了写作之外没有第二种谋生的本领嘛。

特约记者：后来，您和金庸都成为几十年屹立不倒的流行文化偶像。

倪匡（右）与金庸

倪匡（右）与金庸 

倪匡：那绝对不好这样说，我和金庸不能比的，不能相提并论的。我写小说也很好看，我如果写得不好看，不可能写几十年写几百本，我也不敢妄自菲薄。区别只是好看程度和他的比差很远（笑）。他小说写得那么好，包罗万象，他是真正的大师。大仲马小仲马莎士比亚怎么比得上他？差太远了。

特约记者：这话是开玩笑，还是您经过比较得出的结论？

倪匡：当然是认真的。我从小喜欢读书，从五六岁看几百字的小说到现在七十多岁，没看过比他的小说更好看的小说。而且写作只是他的成就之一，他除了写作之外，其他的本事也大得不得了，他什么都会做，报馆都会开。你就算给我一笔本钱我也办不了这个报纸。我早几十年就说过，“中国上下几千年，唯一能够发家致富的文人就是金庸”，就他一个，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人。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也许很有钱，但他是另外做生意的么，不是靠文字。中国历史上、恐怕世界历史上靠文字致富的只有他一个。

特约记者：金庸对您也有很高的评价，1983年，金庸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来形容您——“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

倪匡：哦，他是朋友捧场。他的副刊版面那么紧张，却能够让我长期写那么多的东西，当然他也是觉得我的东西过得去。

2

特约记者：你们交往多年，可曾有过分歧？

倪匡：我们都是很诚实的人，不过即使年轻时候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样意气，我们不喜欢争论，你保持你的见解，我保持我的见解，他写的社论里的观点，我在文章里表示反对，他也笑笑，我也笑笑。当然我们当面谈话很少涉及这些，都是在各自的文字里表达。曾经一位政治人物去世了，他在社论里写了他不少好话，我写文章表示不同意。他任由我发表，也并不删改。

特约记者：你们很像武林中的人物，只是比划两下，并不“过招”。

倪匡：也没有比划了，就是你打你的“降龙十八掌”，我打我的“梅花拳”。

特约记者：你们在一起比较多聊什么？

倪匡：聊武侠小说。他是一个包罗万象、深邃得不得了的一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之多，想研究想了解的东西之多……我只不过是他关于武侠小说的朋友当中的一个，他跟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讨论武侠小说，因为我从小就看，也很懂得武侠小说，一到香港一下子看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惊为天人。他更懂武侠小说，所以我们有聊不完的题材。每次见面和他讨论他的小说，分析情节等等，总是津津有味的。他的伴是很多的，有切磋围棋的朋友，有研究文学的朋友，还有研究历史的朋友，方方面面的博士朋友，教授朋友。我和他是在一个很小的点上交集。

特约记者：您给自己的定位是，和金庸进行武侠文学研究和探讨的朋友……

倪匡：没有那么伟大，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也没有探讨那么紧张，就是聊天。聊天的朋友。

特约记者：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位江晓原教授，他谈到您是这样说的，“倪匡是早期‘金学’的重要人物。一方面因为自己也曾写过武侠小说，另一方面因为他与金庸颇有交谊”。（《金庸、倪匡与戈革——再谈〈挑灯看剑话金庸〉》，江晓原）

倪匡：我是“金学”的开创者，不是“重要人物”。没有我就没有“金学”了（笑）。我自创一联曰“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哈哈哈哈哈，真开心。

特约记者：我看了您1980年写的十册《我看金庸小说》。感觉您品评人物的标准是“真”。

倪匡：对！这是第一条。

特约记者：您也按古典方式分了上上品、上中品、中中品等……

倪匡：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什么人，或许是学金圣叹。

特约记者：您本身就是纯粹的“金迷”，小说人物都在你脑中，信手拈来，十分自然，但又似乎经过了十分纯熟的思考与比较。

倪匡：我不是天才，没受过很高的教育，认识的汉字不超过三千个。而且我有学习障碍的，今天学的东西，明天就完全忘记，没有持久的记忆。我只有很小时候学的诗还能背出来。我之前住在美国时，没事情做就背李商隐的诗，每天背一首，我想总有一天能背完的。哪想到今天背得烂熟的，明天就忘记。但我因为对金庸的小说太熟了，完全没有参考原书，那套书八万字，两个下午就写出来了。不管写得好还是坏吧，总算是开创性的一本。

特约记者：要不是这本书，也许金庸武侠小说仍然停留在消遣娱乐类。

倪匡：那我想不会。就算我不注意到，也迟早会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好处。我最烦看到学者分析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这是完全不懂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就是写“不可能”的事情，按常理发展的事情怎么会交给武侠小说来写呢？！我只能哈哈一笑了。

特约记者：您给金庸小说排了个座次，依次是，《鹿鼎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连城诀》《侠客行》《飞狐外传》《碧血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您所开创的对金庸小说文学深度的观察，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似乎被大陆一些高等院校的学者接续过去了，形成了大陆这边的“金学”热、武侠学术热。这里面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

倪匡：有有有，有很好的，有非常好的。陈墨先生的大量关于金庸小说的文章写得好极了，叹为观止，要比我那些文章的角度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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