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是日本著名的大企业，旗下有三个产业：影像、演剧和不动产。影像包括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演剧则侧重于歌舞伎座的运营和演员的经纪事业。
而作为松竹演剧业重头的歌舞伎，近年来也越来越有「大众化」的趋势。松竹社长迫本淳一顺应这一潮流，再开京都南座，收益也与以前相比节节攀升。
在迫本淳一看来，松竹存在的理由只有两个：一是将日本文化发扬光大，使其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二是对日本不同时代人群的需求做出判断，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迫本淳一 | 松竹株式会社社长
从经营者的角度，您怎么看待松竹与歌舞伎之间的关系？
迫本：从前辈们留下的业绩来看，可以说没有歌舞伎，就不会有今天的松竹。这些年对于松竹来说，歌舞伎随着爱好者的增加也的确有所创收，但在歌舞伎低谷时期，我们只能用电影、房地产来弥补这部分的营业收入。歌舞伎演员无时无刻不在呕心沥血地为如何展现出一部好戏而奋斗，而松竹能做的无非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舞台、一片天地。
△ 京都四条南座剧场
歌舞伎发展至今，历经四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是老百姓们的民间艺能，也是见证日本发展的标杆。在松竹介入歌舞伎发展历程当中后，我们便以统筹各座各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目标，追求歌舞伎的整体性，以期能够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现如今，电视与网络的普及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元化的娱乐方式，在这样的潮流当中，歌舞伎的整体性、柔韧性、规范性才是传承过程中的重要坐标。
歌舞伎是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松竹却将它带入了商业运营的轨道。应该如何权衡这两者的利益关系？
迫本：如何衡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定夺，说到底取决于顾客、市场供给与需求趋势。对于所有肩负文化传播这一重大责任的企业来说，传统文化是否该商业化、是否能够商业化，永远都是值得深思的课题。相信不但中国是这样，日本是这样，全世界都曾面对或正在面对此类问题。
不是每一颗钻石都会寄托一份爱情，成就一段佳话。因为很多散落在大众文化尘埃之下的传统文化，即便有其深厚底蕴，也需要梳理成形、重新包装，才会使人眼前一亮，再次恢复所谓的往日辉煌。
历史留给我们无数文化财富，与其说创收，更多的应该是如何使消费市场接纳，如何创造出可持续的发展空间，这才是我们作为企业的首要任务。
话虽如此，企业的发展理念与战略之间的关系犹如人的精神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从商业角度来分析，「叫好」与「叫座」这两者可以排列组合成四种可能性：叫好又叫座当然是理想状态、最高境界；不叫好也不叫座说明决断错误、操作错误；不叫好但叫座是企业生存之计，可以摸索，不断改进，拓宽未来市场；而叫好不叫座，有时也要坚持，因为那是企业的生存之道，理想在前方，脚下只有路，想要不走弯路，与将来接轨，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7年3月你们于中国北京开展了「松竹大歌舞伎北京公演」，作为主办方，松竹在这次公演当中感受到怎样的中国？
迫本：这次北京公演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表达中日友好关系为目的，而且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全方面资助。
从整体效果来看，可以说松竹传达了想要传达的境界；从艺术传播角度和世界和平角度来看，这次公演无疑是一缕阳光、一个文化层面的契机，为我们今后更进一步与中国共同合作、共创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公演对于我们也是一个挑战，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中国人心里对歌舞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印象，所以要借用这次敲门砖，摸索我们以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中国观众理解内容，我们改进了以往只有字幕的形式，配备了耳机解说，达到了音形义统一。
虽说歌舞伎爱好者对歌舞伎的诠释十人十色，各不相同，但在这种非日常性空间当中大家都不是用知识用大脑用理性去判断，而是用氛围用五官用感性去体验，对我来说这是歌舞伎的最大魅力。
歌舞伎之所以可以发展到现在并不是单纯因为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也不是因为故事情节，更多的是因为歌舞伎的自由性。它可以与各种流行文化要素结合，也可以创造出更多新兴娱乐。
在中国市场我们首先要明白，中国观众可以准确清晰地理解歌舞伎作为国粹的古典美，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表达歌舞伎的自由美。希望有朝一日，在日本上演的歌舞伎《航海王》也能展现给中国观众，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歌舞伎。
采访 | 戴宁
撰文 | 戴宁、王展薇
摄影 | 阮大野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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